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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情感小说

80年代情感小说(共4篇)80年代小说废墟上的雨后春笋——八十年代小说创作评述2014021424 朱金娅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建国初十七年文学的曲折发展,又遭受了十年文革文学的巨大创伤,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了短暂的喘息和过渡,但从文学创作的总体上看,基本尚未挣脱左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潮。从80年代开始,文学才获得了真正的解,下面是新魁文章网(www.zhangxingkui.cn)小编为大家收集的80年代情感小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80年代情感小说

80年代情感小说《一》

80年代小说

废墟上的雨后春笋——八十年代小说创作评述

2014021424 朱金娅

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建国初十七年文学的曲折发展,又遭受了十年文革文学的巨大创伤,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了短暂的喘息和过渡,但从文学创作的总体上看,基本尚未挣脱左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潮。从80年代开始,文学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尤其是小说创作,在这片废墟上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日趋繁荣的新局面。

整个80年代,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十年。这个时代文学现象波涛汹涌,五彩缤纷,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翻开了80年代小说发展的新篇章。相对于一个废墟时代的文学,这几个流派表达了对文学新的理解和阐释,展示了丰富而多样的文学内容和形式。

80年代小说的发展承接着七十年代末期的伤痕小说。伤痕小说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反映,其主要展现了文革十年灾难、揭露文革十年的黑暗现实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给人们心灵造成创痛。这类文学小说起始于刘心武于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并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小说通过塑造两个表面上好坏分明,实质上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示文化大革命给孩子留下的内伤,勇敢地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意在唤醒人们必须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发表,该小说写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所造成的悲剧,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反动的“血统论”给人们心灵造成的重大伤痕,于是逐渐形成了伤痕小说的创作热潮。此后,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凯的《我该怎么办》、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郑义的《枫》、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一大批带有伤痕印记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伤痕小说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在文学上具有开拓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对文革的整体否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上树立了丰富的现实主义和悲剧意识。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在艺术表现上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作品的情感表露也趋于肤浅;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伤痕文学浪潮出现不久,出现了反思文学浪潮,反思小说是伤痕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往往在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创伤后,痛定思痛,随后而来的往往是冷静、严肃和深沉的思考。8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政策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文学创作的进步,人们不再满足于暴露和批判,而是由表及里地追溯左的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脉络,并究其原因。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鲁彦周的 《天云山传奇》、刘真的《黑旗》、李国文

的《月食》、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陆文夫的《美食家》、王蒙的《蝴蝶》、张贤亮的《河的子孙》等。这些作品反思的视角多样化,反思的视线也不断前移,以不同的题材、角度,通过不同的典型环境和人物,反映了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感受和思考,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探究和认识。其小说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以深邃的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对历史进行反思与评价,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是继伤痕小说浪潮之后又一次思想更深刻、影响更巨大、意义更深远的一种创作潮流。

改革小说与反思小说几乎同时崛起,主要分为都市改革小说和乡土改革小说两大类,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影响逐渐缩小。中国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伴随农村和城市改革大潮的兴起,改革文学应运而生,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改革小说在它的发展初期,侧重揭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强调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感应着时代的节奏,改革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随着改革的深化,作家们反映改革的视野更加阔大、眼光也日益深入;在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作品更注重剖析在改革中日益显露出来的国民身上的落后的文化因袭,表现改革对普通人生活和情感的深刻影响。改革小说的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部作品顺应着时代和人民的呼唤,一方面汲取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长处,以更勇敢的气魄、更深刻的笔触,大胆地暴露十年浩劫对我国工业造成的严重创伤并揭示了造成这种满目疮痍、积弊如山现象的根源,同时还大胆暴露了新历史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四化大业开创初期社会现实的状况。此后其他优秀的作品有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柯云路的《三千万》、何世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相》等。改革小说与现实直接碰撞,热忱呼唤改革,调整了文学反思历史,向后看的视点,使文学“回到当下”,对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全程式的关注,理性地探索文学而不再是感性支配下的政治参与。

知青小说是8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反映的是知青生活、命运及精神追求的作品。知青小说的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伤痕阶段,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的知青小说带“伤痕”性质,写苦难历程,以血泪的控诉为特征,主要作品有叶辛的《蹉跎岁月》、竹林《生活的路》、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等。第二个阶段是理想主义阶段,80年代前期具有“回归”倾向的知青小说,写青春的激情和理想主义,以对知青生活正面价值的肯定为特征,主要作品有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承志的《黑骏马》、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等。第三个阶段是写实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是具有“反思”性质的知青小说,以对人性扭曲的思考为特征,主要作品有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张抗抗的《隐形伴侣》、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老鬼的《血色黄昏》、李锐的《合坟》等。第四个阶段是纪实阶段,90年代至2000年代后,这代知青已进入中老年,时有冷峻回忆录,纪实作品,或伴有根据自己知青亲身经历创作的文学作品出现,主要作品有刘海的《青春无主》等。知青小说在这四个阶段中都反映了知识青年对上山下乡的人生历程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与理解,他们审视社会,叙述人生历程的角度与结论,具有来自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和价值评判标准,由此而滋生的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的认

知程度与观念迥异于前人与后来者,因而作品呈现出思想与艺术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和特有的精神面貌。诸多作品在不同的层面广泛真实地再现了千百万知青的生活,细腻地叙述了一代人的精神遭遇和心理历程最能够代表一代人的情绪、愿望和人生感受。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小说,主要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为了当时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实践,而80年代中期的寻根小说创作,则是超越了社会政治层面,切入到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了文化学的思考。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文化讨论的热潮,焦点是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在1985年韩少功的《文学的根》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标志性论文,以此拉开了寻根文学的帷幕。 寻根文学的民族文化形态是地域文化与正统文化。选择地域文化成为寻根文学主流,正统文化选择居于次要地位。在形成一定规模后,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创作,往往被认为是寻根文学,而它们往往以地域文化为表现对象。汪曾祺的高邮风俗小说创作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源头,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等人的寻根小说具有浓重的地域文化色彩,如以韩少功为代表的楚地文化、以贾平凹为代表的秦地文化和以李杭育为代表的葛川江流域的吴越文化等。寻根小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民族文化的反省和批判,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对民间的善良道德和生命力的认同,比如张承志的《黑骏马》、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冷静复杂的剖析,有批判也有认同,比如郑义的《老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比如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最具典型性。从整体上来看,寻根小说开拓了广阔的文学天地,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据了承前启后的、继往开来的地位。

80年代中期,正当寻根小说方兴未艾之时,一种更为激进的叙事实践就已经出现,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小说形式的极端重视和追求,在创作上表现出强烈实验性,这就是先锋小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蒙等的意识流小说是先锋小说的第一次浪潮,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是其第二次浪潮。1985年刘索拉发表的《你别无选择》,称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之后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也产生影响,马原、残雪、余华等也相继产生影响。先锋小说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先锋文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独创性、反叛性与不可重复性,因此,真正的先锋是精神的先锋,是体现在作家审美理想中的自由、反抗、探索和创新的艺术表现,是作家与世俗潮流逆向而行的个人操守,是对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景的不断发现。

既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小说,又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新写实小说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1987年,以池莉的《烦恼人生》和方方的《风景》问世为标志,新写实小说诞生了。80代以的的社会文化转型使传统的价值观面临严峻的挑战,一大部分作家感觉到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希望反映这种转变,但又无法把握这种转变,他们既接受传统又拒绝传统。新写实小说实现的是双重的悖离,但其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是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小说也展示了庸常人生,书写小人物的世俗生活,拒绝英雄的崇高精神,正如方方在谈自己的创作时说的“在绘

制这一隅风景时,我并不知道怀着怎样的意图,如果硬要说点什么,或许只是想跟人说说,在汉口有个河南棚子,在河南棚子里有着父亲一家人,他们曾那样活过,现在还这样活着”。它注重对琐碎生活的描摹,并使这个过程天然地展现出来,这要求需要消除激情,用冷静平实的心态感受。新写实小说极大地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内涵,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对象,深化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为以后的文学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经验。

从80年代小说总体发展来说,尽管文学自觉曾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但即使是最强调艺术至上的作家,也有着相当强烈的民族关切和历史责任的承担,面临着具体境遇中对历史的提问。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而且是创作视域、精神意向上的。作家的意识和题材状况,影响了80年代文学的内部结构和美感基调。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沉重、紧张的基调。现实主义时代特征下,探索和创新成为了80年代文学界的普遍的强烈意识。虽然80年代的小说还存在着种种遗憾,但其在思想价值与艺术探索方面已展示了丰富的内涵,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80年代情感小说《二》

80年代小说

80年代小说

1、掌握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三个概念。

2、简述三种小说的特点及意义。

3、从文学审美性角度对三种小说进行批评性分析

一.伤痕小说

特点

1、写灾难,写悲剧——文革的灾难,家庭或个人的悲剧,苦难的场面,历史的创伤。这引出了关于悲剧的讨论。

2、控诉的、批判的文学——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批判封建主义和文化专制给人戳下的精神创伤,极其巧合地配合了政治上改革派对“凡是派”的斗争。

3、人民的一种政治宣泄,同时充当了思想解放的先锋,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拉回到人学,回归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

评价

现实主义精神的复归,突破了建国来文学上的种禁区。

伤痕小说的主题从一般的政治结论,深化到对精神内伤的描写上,表达了作家的独立思考。

思想上认识不够深刻,将文革灾难和个人不幸归之于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将五六十年代美化为黄金时代,表达主人公历经苦难对党矢志不渝的品质和坚定的意志,迎合当时的中心意识形态的政治结论。

带有明显的忠奸对立的叙述模式,将个人的命运归之于少数品质不佳的坏人,没有摆脱按照政治概念规范人物的历史惯性。

二.反思小说

概述

反思小说是伤痕小说在社会内容上的扩展和深化。它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道路的曲折过程联系起来。建国以后、“文革”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波折不断被批判地“重写”。

{80年代情感小说}.

同伤痕小说的主要区别在于将观照和思考生活的触角向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延伸,其艺术笔触不断地打破当代作家以往的一些“禁区”。

“伤痕小说是反思小说的源头,反思小说是伤痕小说的深化。”

1979年《人民文学》第2期刊登了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这是反思小说起步的标志。

小说第一次挖掘了发生在50年代农村“大跃进”运动中的灾难根源,检讨近四十年历史中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演变。

主题

反思小说的主体是“归来者”们,历史的直接受害者。历史的承受者,历史的控诉者,历史的审视者。

第一,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揭示建国以来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

文革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是五十年代左倾路线极端化的结果,与当代社会、当代政治、民族文化心理等都有密切联系。

第二,反思了普通人的历史责任问题。林彪、四人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每个人普通人都应该对那段历史负责。

第三,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控诉左倾思潮对人性的毁灭,歌颂人性与人情。 理论上探讨了人性、人情、人的价值、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有无异化现象等进行了讨论。

三种反思方式: 历史反思、现实反思、生命反思。

反思小说的特征:

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历史经验的高度揭示文革的荒谬性和对“人”的全面伤害; 主题深刻,具有很强的理性色彩。

意义

1、文学回到“人的文学”,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思想,理性的叙事;

2、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的崛起;

3、整个民族历史意识的觉醒,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历史主义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没有历史反思文学就没有后来的文化的反思;

4、带来了新时期叙事的最初的变动,开始尝试采用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叙事线索的结构和表现方式。

评价

控诉式的书写既是如此之重,又是如此之“轻”。“为了清帐而写小说的作家(不管是为清个人的账还是为清意识形态的账)必定遭到美学上的灭顶之灾”。(米兰·昆德拉)

祥林嫂式的诉说,“他们作品冗长的、夸张的以及公式化的故事逐渐耗尽了读者的好奇心和耐性。就算是最穷凶极恶的罪行,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述之后,也可能沦落为最无聊的消遣。”(王德威)

小说是“存在的探测器”。没有超越性的反思,人性、道德、良知的拷问与召唤。 三.改革小说

概述

改革文学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特点

1、紧贴现实,与社会生活同步

蒋子龙《开拓者》、柯云路《新星》。

2、力图整体反映变革中的时代、社会和人,真切描绘出改革的复杂过程 3、创造了一批以改革者为中心的当代英雄的形象

评价

改革小说较多承继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主题鲜明、矛盾冲突激烈、英雄人物也较为理想化。

在情节构成方面,多从正面描写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冲突,推动改革的进步力量和反对改革的保守力量往往围绕着某项改革方案或举措展开交锋,而道德水准的高下优劣则成为对改革派和反改革派的最终阐释。

在对改革的观照和书写中融入作家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改革小说同此前“写政策”、“写中心”的作品最大的区别。

四.寻根小说

文化寻根思潮形成的历史背景

寻根小说是指80年代中期出现在当代文坛上的以“文化寻根”为思想艺术追求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种类。

出现原因

(1)从社会历史原因来看,国门敞开后,导致了中西方文化的大碰撞、大融汇,思想艺术界再次掀起了文化大讨论的热潮。

(2)从文学自身演变发展来说,这又是一次文学寻找自我的浪潮。一是寻找民族文学之根,二是寻找作家的个性自我。 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成为民族精神与外来现代文明巧妙结合的典范。 理论主张

1、 文学的根在于民族的文化

2、文学之根虽在文化,但却并不等同于全部的民族传统文化。

3、对民族文化应该作出新的判断和认识{80年代情感小说}.

寻根文学试图通过对民族本土文化沉积的发掘,“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建立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学品格。

主要内容

1、 对民族文化的审视

{80年代情感小说}.

2、 深挖传统文化的病根,批判国民劣根性

3、对民族历史文化进行探寻 4、传统审美意识的复苏

意义

寻根小说既是“反思”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再次呈现和发展,更是在更为广大的空间和更为长久的时间之流中探寻我们民族生存命运的文化奥秘。

(1)它导致了小说由以往所关注的社会领域向文化领域的变革,使小说由当代社会生活的仆从成为广阔的文化与人性领域的探索者。

(2)在小说的艺术层面上,寻根运动使小说摆脱了一个遵照生活逻辑与客观时空逻辑进行写作的时代,也摆脱了一个社会政治的话语时代,而开启了超验的和“虚构”的时代。

局限是对于“根”的理解的静止性和非历史性,导致了一些作家一味的沉迷于古、俗、粗、野之中,表现出贵远贱近、向虚背实的倾向。

莫言小说艺术

C、莫言的小说艺术

1) 天马行空的想象

莫言自述:“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作品纯粹是奇情与幻想的产物,是情感的渲泄场。

2)无所不能的叙述方式

《红高梁家族》里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相互缠绕,叙述者在叙述时空和故事时空中进退自如,时间空间呈缠绕状态。明显采用了西方意识流的叙述方式。

3)千奇百怪的感觉世界

将心理感觉、生理感觉、通感等结合起来。

4)爆炸般的语言风格

纵情挥洒,毫无节制。对现代汉语的规范构成了爆炸性的破坏,某种程度上,莫

言可以说是解放了我们的语言。

五、先锋小说{80年代情感小说}.

概述

先锋小说又称实验小说、新潮小说、后新潮小说等,是对八十年代以来的具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创作的总称。

中国先锋文学迄今都是西方文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

“先锋”(Avant-garde)——“这个词意味着艺术形式的变革,同样这个词也意味着艺术家们为把自己和他们的作品从已经建立起来的艺术陈旧过时的桎梏和艺术品位中解放出来所作的努力。”——反叛性和实验性

特点

一、反传统

先锋派面对旧的文化秩序、价值观念、审美法则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性和颠覆性。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先锋也是现代文化的精神。

二、实验性

先锋派要创造新的艺术法则和语言形式。

三、宿命性

由于一般的读者与观众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先锋艺术家最初可能成为笑柄;先锋派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法则一但被接受,则意味着其先锋性的消失,成为新的先锋所要反叛的传统和经典。

80年代情感小说《三》

80年代小说综述

80年代小说综述

新时期文学(1977—1989)是经历了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崛起的文学,也是处于改革开放中不断变革的文学,期间,中国作家被压抑的创作生命力迅速喷发,使得80年代小说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并且,80年代小说显示出潮流的特征,先后或同时涌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

一、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而伤痕文学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影射。那一场历经十年的浩劫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伤痕小说作为1977—1980年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以四川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小说一经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揭示了文革悲剧,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创伤,控诉“四人帮”极左毒害的小说创作潮流。它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在当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代表作,还有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最宝贵的》、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陈国凯《我该怎么办?》、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韩少功《月兰》、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其次,“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并且作者对作品的情感表露趋于肤浅;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蹉跎岁月》(叶辛)

但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性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风格上张扬和确立了丰富的悲剧意识,是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第一批悲剧文学,具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化。

二、反思文学

还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经坎坷的作家,就率先提出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对历史进

行悲剧性的反思,创作了一批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作家们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在50年代曾以《百合花》蜚声文坛的作家茹志鹃,于1979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被视为“反思文学”的起步性标志。

反思文学的特点是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理性思辨色彩浓厚;文体意识增强,是新时期文学自觉的开始。它的作者大都是“复出”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他们都善于通过对个人命运的叙述表达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灾难的思考,试图揭示诸多人生悲剧产生的原因。反思的内容是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反思的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的命运。

反思文学的主要作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鹃的《被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高晓声的《刘顺大造屋》,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路遥的《人生》、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月食》,王蒙的《布礼》、《蝴蝶》、《相见时难》,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方之的《内奸》、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

反思文学从党和人民关系角度反思历史教训,确立“人民是上帝”的历史观念。具有自我反省意识,如《蝴蝶》,李国文《月食》、《冬天里的春天》,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等。它还立足当代历史进程,揭示从左到极左的转化,促进现实主义深化,具有思考或沉思的特征,如《李顺大造屋》。

三、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指反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并以这一改革对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为基本主题的文学。发表于1979年的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不仅大胆地暴露了十年浩劫对我国的工业战线造成的严重创伤以及积弊如山的现实,而且大胆揭示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

此后,一大批改革文学作品,如张锲的《改革者》、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柯云路的《三千万》、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何士光的《乡场上》、王蒙的《坚硬的稀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相继出现。总体上,改革小说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人”的观念、人与人关系包括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对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在当时被称为新人形象塑造。它的基本特色是上任、面对众多矛盾、大刀阔斧推行铁腕政策、反改革者诬陷、上级领导支持、改革胜利。铁腕政策(或称权力效应)与上级领导为后盾是成功的关键,也是必胜的法宝。{80年代情感小说}.

改革小说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乡土改革小说。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土地”,因而1979年后,土地承包和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掀起了一次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变革。许多敏感的作家便抓住拥有土地支配权后农民的新状态进行了大量的创作。

在这期间,乡土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张一弓的短篇小说《黑娃照像》、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

乡土改革小说并不直接描写改革的重大事件,并将重大事件或者社会变革的潮流作为背景,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农民的心灵动向、困惑、矛盾,表现农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境界的提高。着重于农民自我人格的觉醒,由于不象都市改革小说那样涉及重大题材,而是叙述日常生活,所以要比都市改革小说自由、灵活,因而也容易写得更真实,更具有审美性。

(二)都市改革小说。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的改革更加繁杂艰难,因而作家们反映城市改革的小说作品也更为多样、深刻。其主要特点是:1.以工业体制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为表现对象;2.塑造改革者的英雄形象;3.展开改革者与反改革者势力的激烈冲突,表现改革的艰巨性、曲折性、复杂性,以及改革的历史必然性;4.采用“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在典型环境、典型事件中塑造典型人物,注重情节,追求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在激烈的冲突中完成人物的塑造。

在这类作品中,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都较为优秀。其中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反响最大,可以认为,《新星》在将改革文学思潮推向一个高峰的同时,也显示出这种文学思潮面临着的某种危机,即现阶段物质、文化环境中可以借鉴、运用的精神资源与物质力量的局限性。

所谓“改革文学”,堪称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纪念碑。比之“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朦胧诗”、“先锋文学”等,它或许不是最显眼的,但它同改革的关系是最直接的。之所以称其为纪念碑,是因为就文学创作而言,它已成为历史。

四、知青小说

所谓知青小说,其作者便是知青,反映的是知青的生活、命运以及精神追求。它来自于60、70年代的知青下乡运动。知青运动是一场知识文化的乡村化运动,给大批的青年人生命带来了痛苦的记忆和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体验。而知青小说是8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伤痕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光写知青在农村的生活,也写他们城里的生活,以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特征。

知青小说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伤痕阶段)中,知青被描写成在文革当中受愚弄的牺牲品,被流放者。他们的这种真诚、信念、曾经有过的追求都是毫无价值的。

第二个阶段(理想主义阶段),超越了伤痕式的控诉,而是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曾经的生活,赋予它新的情感、新的价值。农村也不再是伤痕阶段中那样落后、恐怖的代表,而是有着纯朴、美好的道德理想,在原始的生活当中有着最纯朴的人性。当时的一个口号——“青春无悔!”便是清晰深刻反映出当时知青们的内心波澜,而这个阶段的知青小说是最为典型的。

第三个阶段(写实阶段),这个阶段的小说是质量最好的。冷静地写出了知青自身在农村的真实生活,还有一部分描写回到了城里之后的艰难生活。也有人认为这个阶段的成就最高,因为有很多有影响力的知青作家都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知青们回到都市,却发现都市让他们太失望,给予他们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个时候又会回想起之前在农村的种种自在惬意,产生想要远离这个并不接纳他们的城市的念头。代表作有孔捷生《南方的岸》、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80年代情感小说}.

第四个阶段(纪实阶段),此阶段文学性大大下降,商业因素越来越强。

五、寻根小说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正是其所处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社会情境之下的主导性社会政治话语,其所具有的启蒙功能主要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而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则是超越了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到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了文化学的思考。

寻根文学可追溯至80年代初期:

1985年,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相继打出了“寻根”的旗子,他们反对一味追求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倾向,提倡把文学的“根”扎在本民族的岩层中。同时受到学术界的“文化热”影响,旨在追溯民族文化渊源,对传统文化予以审视、剖析和继承,文学史上称为“寻根”小说。

寻根文学小说的出现是当时国内外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是新时期文学自身发展和变革的要求,也受到了国外文学先例的影响。它旨在对民族文化进行批判,因而看法不同,作品也就不同了。代表作如初期汪曾祺(此人被认为寻根文学的源头)的《受戒》、邓友梅的《那五》、吴若增的《翡翠烟嘴》等,真正兴盛是在1985年前后,主要作品有:韩少功的《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写庄禅精神)、《遍地风流》,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贾平凹的《古堡》、《远山野情》,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土地与神》,冯冀才的《神鞭》,王安忆的《小鲍庄》、《大刘庄》(写儒家的仁义精神)等。

寻根文学的显著特点:具有现代意识,以现代意识关注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创作手法上传统和现代相融合。

寻根文学的文化内涵:{80年代情感小说}.

1﹒对民族文化的反省、批判。如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

2﹒对民间的善良道德和生命力量的认同。如张承志的《黑骏马》,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

3﹒对民年传统文化的冷静复杂的剖析,有批判也有认同。如郑义的《老井》。

4﹒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如突出作家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最具典型性。

文化寻根小说是新时期作家们的一次文化乌托邦运动。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历史文化的传奇性和故事性往往淹没了寻根作家们的启蒙意义追求,使寻根文学不自觉地走向了形式和审美,导致其意义追求流于空虚,这种倾向越到寻根文学的后期越是明显。因而,在意义追求上,寻根文学对新时期小说的价值建构贡献不大。但从审美上,它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带来了新时期小说审美意识的增强,促进了新时期小说由传统载道向现代审美、由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艺术转化,强化了新时期小说的文体意识。

六、先锋小说

从1985年开始,在寻根小说兴起的同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先锋小说开始的标志)、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等一批小说的出现,形成了在当时极具冲击力、对后来也产生深刻影响的中国先锋小说的潮流。

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在内容和艺术上具有探索性的小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蒙等的意识流小说是先锋小说的第一次浪潮。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是先锋小说的第二次浪潮。90年代以后,文学的先锋意识有所淡化。

先锋小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反抗世俗社会,具有一定的反文化倾向;它超越了社会理性的限制,对人进行深度勘测(探索人的本能);在小说叙述艺术上追求陌生化的叙述方式(让读者认为自己所感受到的生活是假的,只有作家告诉你的才是真实的),并且消解了意义,追求一种纯粹形式。

就新时期文学来说,先锋小说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资源植入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土壤,给本土的文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文学的色彩。于此同时,这些文学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刘索拉等人的创作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巨大影响,但这影响更多的是{80年代情感小说}.

艺术形式上与表现手法上的,而不是内在精神上的。也就是说,处在夹缝中的中国当代的新的审美思潮还没有找到一种完全适合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的艺术形式。

先锋小说也具有其深远意义。首先,它把人类对自己的形而上思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逼近黑格尔所说的“高远的旨趣”。比如残雪的《苍老的浮云》对人的生存环境的质疑,叶兆言的《五月的黄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拷问,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对人的情感的解构等。其次,先锋小说对历史偶然性与随意性的大胆揭示在人们眼前打开了一扇迥异的奇幻之门。

七、新写实小说

80年代后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崛起。它是80年代文学的终点,90年代文学的起点。

1987年,池莉的《烦恼人生》和方方的《风景》问世,标志着新写实小说的诞生。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新写实小说”出现的社会文化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八十年代以来的的社会文化转型使传统的价值观面临严峻的挑战,一大部分作家感觉到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希望反映这种转变,但又无法把握这种转变;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对现实社会和生存状况的关注,所以他们在写作中采用了写实主义的手段,却又拒绝含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创作原则;其次,先锋作家抢占了叙事变革、文本实验的风头,却远离现实生活,疏离读者。所以,新写实小说实现的是双重的悖离,既悖离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又悖离“前卫”、“现代”的先锋小说。

新写实小说创作方法上仍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它的特点是书写生活的原生形态,拒绝历史深度;书写小人物的世俗生活,拒绝英雄的崇高精神;感情零度,即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

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作家有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等。一般认为,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官场》,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方方的《风景》、《桃花灿烂》等,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其中1987年发表的《烦恼人生》是常常被批评家用来阐述“新写实小说”特征的主要文本之一,这一小说连同《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也曾被人合称为“新写实三部曲”。1987年发表的《风景》在评论界反应热烈,这个中篇也被当作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一地鸡毛》这部小说在发表时就引起了轰动,曾获得1990年—1991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获第五届(1991年—1992年)《小说月报》中篇小说“百花奖”。还曾被评选为“世界范围内二十世纪百部文学经典作品”之一。

与接收当代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写作观念与技巧的先锋派比较,新写实小说是中国本土文化哺育的,使我们多了一份亲和力与认同感,它成了90年代一种极具人缘与口碑的小说类型。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的大众化写作影响深远,但一不留神,某些作品的琐碎和庸常便磨损了思想的广阔与深刻,这是新写实小说创作无论如何应该注意的。

综上所述,80年代是小说创作探索积极,手法多样,成就斐然的时期。小说以其广阔的艺术视野、恢弘的艺术创新和绚丽的艺术风格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世相人心,满足着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尽管这些小说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但其在思想价值与艺术探索方面已展示了丰富的内涵,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80年代情感小说《四》

80年代小说作家作品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主要是控诉“文革”给人民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创伤。 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接着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其他还有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等。

反思文学是对建国后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用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文学潮流。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反思: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冯骥才《啊》、张贤亮《绿化树》、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干群关系:王蒙《蝴蝶》、刘真《黑旗》、王蒙《布礼》、张弦《记忆》、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改革文学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乔厂长上任记》开改革文学先河。乔光朴形象特征:①充沛的热情和进取精神;②改革家的胆识;③强硬的铁腕;④主动征服、自我扩张的性格特征。小说具有阳刚之气和豪放之风,描写人物不精雕细刻,有棱角锋芒;但对人物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发掘不够。

寻根文学

韩少功《爸爸爸》这部小说是民族文化的寓言,它通过一个封闭的生活世界鸡头寨和一个白痴丙崽的形象,象征了传统文化的痼疾。小说试图承继鲁迅开创的批判国民性的传统,以现代文明去映照民族的精神病根。艺术特色:背景模糊,充满神秘、荒诞的气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

阿城《棋王》:被誉为“寻根文学”扛鼎之作。知识青年王一生的“吃”,蕴含着一种人生态度,即中国普通老百姓对生计的基本追求。除“吃”之外,王一生有一大嗜好,即下棋。与“吃饭”相对,下棋是一种精神存在方式。小说借王一生形象张扬一种悠闲、淡泊、宁静、平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道家文化品格。小说平和叙说,语言文字简洁练达、生动传神。

王安忆《小鲍庄》通过对一个小小村落几个家庭和十多个人物的生存、命运与心理状态的立体描绘,剖析了我们民族世代相袭的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揭示了“仁义”文化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小说中捞渣这一形象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他的身上集中了我们民族全部的美德,传统自然也包含着“仁义”这一道德准则,而他的死亡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仁义”观念走向消亡的象征。

现代派小说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以戏谑、夸张的方式描绘出音乐学院里种种荒诞、骚动和疲惫、压抑的心灵与精神形态,小说充满了黑色幽默式的危机,但不同于西方黑色幽默小说的绝望

感的是,小说在荒诞的氛围中包孕了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活力和克服精神危机的反抗。徐星《无主题变奏》讲述一个自以为没有出息的青年,他嘲弄一切世俗规范,拒绝成名成家,对学院教育斥之以鼻。这篇小说试图表现生活的荒诞、无聊和空虚。

先锋小说

马原《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有意暴露叙事虚构性,拆穿真实性,以此表达对世界存在方式的理解的。在故事和叙述的关系上,马原看重的是叙述,在他看来故事不过是叙述的产物。马原的小说还试图表明,所谓真实的世界只有通过叙述或虚构的方式去把握,真实的世界存在于虚构之中。

格非《迷舟》、《敌人》、《人面桃花》善于把故事讲得扑朔迷离、引人入胜。但格非的小说要表现的是感觉的真实,而非故事本身的真实,与其说要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如说是有意拆解故事性。

余华迷恋于对暴力、苦难、阴谋、恐惧尤其是死亡的冷酷叙述,并且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来叙述。主要作品有《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一九八六年》,叙述态度冷漠,不动声色,被称为“零度感情叙述”,语言简略。以冷酷的叙述展示罪恶、丑陋、暴力、情欲、阴谋和死亡,建构一个荒诞不经的文本世界,以此反叛和颠覆历史、理性、爱情、伦理。

苏童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红粉》、《1934年逃亡》、《罂栗之家》、《我的帝王生涯》、《米》等。苏童也以死亡、暴力和性来表现神秘和虚无,但其中不无流露出淡淡的忧伤;他也采用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叙述技巧和语言技法,但却不排斥传统的叙事模式和审美意境,有时甚至还刻意追求一种古典韵致。集中体现苏童的才气和智慧的小说是“枫杨树系列”和“妇女生活系列”。

新写实小说

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取材于普通百姓的平常生活,以冷静客观的笔调来描绘生活的原生状态,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在池莉的笔下,生活是琐碎而充满温情的,平淡如水却又不乏命运的峰回路转;人物往往远离英雄主义的光辉,在事业爱情、婚姻家庭的凡俗里品尝着生活的酸甜苦辣。池莉的作品,语言朴实晓畅,具有独特的平民风格。

方方的《风景》以武汉的河南棚子为背景,写出城市下层民众的窘困。《风景》展示了在生存的布景后面最阴暗的奇异世界。

女性小说

谌容《人到中年》写出中年知识分子中流砥柱的作用与不公平社会待遇的矛盾,小说采用了多种叙述角度的结合、情节结构与心理结构相结合的写法。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建构爱情的“天堂”,《方舟》载着精神的苦难,《沉重的翅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索,《无字》解构虚幻的神话。

王安忆《小鲍庄》审视民族的生态与心态,双重叠影,深层观照,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观照;“三恋”探讨人性的奥秘,表现人的生命本能冲动的心理流变,对人的生命本体和命运的关注,细腻的女性心理分析;《长恨歌》融都市的肖像、弄堂的化身与日常化的历史于一体写出女性命运。

铁凝《哦,香雪》是一首纯净的诗;《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标志现代意识的转变;文化心理的反思:《麦秸垛》大芝娘,“三垛”《棉花垛》《青草垛》,长篇处女作《玫瑰门》司漪纹,《永远有多远》。

20世纪80年代主要作家创作

(一)高晓声:

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反映农民陈奂生的人生历程。从这个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高晓声的小说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精神历程,揭示了他们生活命运与政治、经济、和民族性格的关系。高晓声的文学成就在于他塑造了一大批“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表现他们在物资生活变化的同时,精神生活的变化和要求,形象地建立起他的国民性反思与批判的艺术世界。他笔下的陈奂生具有善良与软弱,淳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与容易满足的浅薄等性格。小说语言幽默深沉,寓庄于谐。

(二)王蒙:

1979年以后,王蒙先后发表《春之声》、《布礼》、《蝴蝶》等作品,运用意识流手法

重生80年代的小说 80年代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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